12月31日，应历史文化学院和东亚研究院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为我校师生分别作了题为“漫谈外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关于拉美史研究的一些体会”“一战后日本帝国盛极而亡的逻辑演进”的线上学术报告，报告由我校副校长韩东育教授主持。

在第一场报告中，李剑鸣指出，外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趋向不同但又相互关联，应把握二者张力的平衡点，使其具有上升的研究空间。外国史研究最终将具体到国别史研究，而中国学者受限于语言文化等因素，很难与其本国学者对话甚至竞争。因而，面对研究活动、研究资源的国际化，中国学者更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能进行国际性的学术反思，以期建构让国际学术界接受的话语体系；同时，要与研究对象国保持距离感，避免同质化，认识到外国史研究在中国语境中的存在价值，作出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在第二场报告中，王晓德结合在拉美史领域的学术研究经验，对自身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分享。第一，基于已有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基础选定合适的研究题目；第二，通过系统梳理学术史寻找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厘清基本的研究思路，以展示出全新的研究面貌；第三，充分利用互联网数据库，广泛收集相关原始资料；第四，通过大量阅读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保持问题意识，确定一条贯穿研究整体的主线；最后，寻找突破点，以建构起自己的研究框架。

在第三场报告中，杨栋梁将近代史上日本帝国的历史分为形成发展的上行期（1856-1918）和彷徨转向的下行期（1919-1945），认为，日本在1918年成为世界强国后便开始由盛而亡。经济危机、政党政治的弊端以及“满蒙危机”，导致日本的内外矛盾达到临界点，最终由法西斯按下了国家“转向”键。其中，近代天皇制与明治宪法的漏洞是日本帝国盛极而亡的特定制度性因素，其“自恋型认知”则是做出非理性选择的精神因素，警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李剑鸣、王晓德、杨栋梁的报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既有高屋建瓴的历史洞察，又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关怀。报告结束后，三位教授就大家提出的我国外国史研究的“中国特征”、大航海时代以来欧陆学者对美洲的不同认识、1945年战后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处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与会师生受益匪浅。